张仲景是东汉时期最为杰出的医学家，他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集前人之大成，揽四方之精华，著成了不朽的医学经典《伤寒论杂病论》，本书所确立的“六经证治”，使外感热病的治疗有法度可循，亦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；而书中所确立的“辨证论治”原则更是形成了我国医学所特有的理论体系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。日前，随着丽水市中医医院新门诊大楼建成并投入使用，医圣张仲景铜像亦在我院落成揭幕，张仲景铜像工程是医院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也是我院全体医务工作者弘扬中医药“仁爱”精神的见证。全院职工将以医圣张仲景为楷模，传承、宣扬张仲景的医经心法及他仁爱救人、赤诚济世的高尚医德。

确立辫证论治的治疗原则

张仲景以古代辩证法为指导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，在他的整个著作里，自始至终，基本上贯穿着这一大法。至今，辨证论治仍是中医的核心部分。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，把临床上出现的各种证候，运用古代辩证法思想，以对立统一的法则，去分析疾病，认识疾病，从疾病错综复杂、变化多端的过程中，找出它的属性(阴阳)、部位(表里)、邪正消长(虚实)和病态表现(寒热)，归纳为八个纲领(中医叫做“八纲”)，作为辨识疾病的大纲。在这八纲之中，又以阴阳为纲中之纲，称之为总纲。用阴阳这个总纲，去认识疾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普遍规律。同时，仲景又用三阳(太阳、阳明、少阳)和三阴(太阴、少阴、厥阴)，来归纳疾病所呈现的不同症型，并依它的发展规律，加以整理，分为六个较大的证候群，这就是“六经”。从而较全面地把握疾病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。而仲景在临床实践中，还认识到以上用六经归纳的每一经的证候群，并不能包括每一阶段的全部症状和特殊变化情况，于是他又把那些具有一经的主要症状，同时又杂以它经的症状的病，和两、三经证候同时并见的情况，称之谓“合病’或“并病”。把那些证候顺着六经次序演变的，称之谓“传经”，不依六经次序演变的，叫做“越经”,从而进一步总结出疾病每一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。掌握疾病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性，能够对疾病作出正确的诊断，这就是“辨证论治”，就是在辨证的基础上以达到治疗的最后手段。仲景的“辨证论治”原则是很强的，有它严格的规律性，而在一定的原则下又有相当大的灵活性，由于病情不断变化，证候多混同出现,故必须采用“随证施治”的灵活法则,以达到权衡病变的表里先后和轻重缓急。同时,又根据疾病的属性相应地制定出汗、吐、下、温、清、补、消、和等八种治疗方法，从而使辨证论治的特有体系更加系统,更加完备,更切合于临床实际。仲景这种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创造,突破了医家“各承家技、终始顺旧”的守旧思想，为中医治疗学打下了基础。

强调知常达变的中医思维

常与变的关系，指的是一般性与特殊性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，我们看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的六经提纲，言简意赅，概括性很强，如太阳病以脉浮、头项强痛而恶寒为提纲，脉浮是定其病位之在表，头项强痛、恶寒是定其主证；又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提纲，一系列的大热大实证都被包括在内，而少阳病为枢纽，变化最多,《伤寒论》于少阳病，列举提纲与小柴胡汤主证之外，特别提出“凡柴胡汤证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具”，指出了少阳病的特性……。总之，《伤寒论》辨六经之病，离不开具体内容的概括，此即六经病之常。但每一个具体脉证，又都不是完全地包括在提纲之中，此即六经病之变。六经病的常与变，就是这样辩证地互相联桔着的。此外，张仲景所强调的常与变还体现在《伤寒论》立法处方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方面。如:太阳病可发汗是常法,不可发汗是变法;阳明病可下是常法,不可下是变法;少阴病可温是常法,可清是变法,表里兼见之证,先表后里是常法,先里后表是变法。病有发热恶寒之表证,复有心下痞之里证,当先解其表,后攻其痞;病有协热下利、利下不止、心下痞硬者,表证未除,里虚又见,治宜表里兼顾而侧重于温里;病有下利清谷不止、身疼痛者,同样既有表证,又有里证,但下利而至清谷,里证已急,必先急救其里,后解其表。总之，寒者温之、热者寒之、虚者补之、盛者泻之，这是《伤寒论》治病的原则性，而“观其脉证,知犯何逆,随证治之”,这是《伤寒论》治病的灵活性。而恰恰是这种知常达变，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中医临证思维，才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。因为在临床实践过程中，我们常会发现很多疾病所表现的临床症候多错综复杂，且各证型又相兼为患，故治疗时，除了掌握某一疾病常见的治疗原则之外，通常要求医生动态的关注疾病病情的变化，审证求因，知常达变，在诸多复杂的临床症候中准确的把握其核心病机，针对其核心病机的主次矛盾来指导用药，而不是单纯的套用常规的治法方药，正如叶天士所述：“盖病有见证，有变证，有转证，必见其初终转变，胸有成竹，而后施之以方”。

主张处方简炼，治病层次分明

   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及《金瞬要略》两书，在辨证、立法以及组方严密和灵活变化等方面,都示人以规矩,给人以技巧。仲景主张处方简炼，在他所留下的375首方子中，绝大多数方子的药物不过五、六味，有的甚至是两三味，亦能救治危急重症。如治疗“四肢厥逆，亡阳虚脱”的四逆汤，其药仅有附子、干姜、甘草三味而已；治疗心脏动悸，脉搏间歇的桂枝甘草汤，亦仅有两味药；其他如治疗急性咽痛的甘草汤；治疗痉挛疼痛的芍药甘草汤等。其处方简炼的原因除了谨守病机，严谨配伍之外，更多在于东汉末年，社会动乱，民不聊生，仲景以怜悯之心，体恤民众疾苦而为之。故他在《金匮要略》中所言:“珍贵之药，非贫家野居所能立办”。反观当下中医处方，不论疾病轻重，病情缓急，所处方药少则一二十味，甚者多达三四十味，这不仅增加患者的负担，对于中医疗效的提高亦多无益处，此于古训失之远矣。

   此外，我们在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这两本书中可以看到，张仲景非常强调治病的层次性，这也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所在。我们在临床实践中经常会有疑惑，为何在辨证用药没有偏差的情况下而未见疗效，因为中医治病还需要有层次性，古人所谓：“治脾不应需治肝，补脾还需益肾”，而《伤寒论》一书中便处处可见这种治病思维。如《伤寒论》原文：“伤寒，阳脉浮，阴脉弦，法当腹中急痛，先与小建中汤，不瘥者，小柴胡汤主之”；可见仲景治病极富层次性。中医要提高疗效，一方面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辨证论治，另一方面又需要根据服药后的病情反应，病机变化以及核心病机主次要矛盾的转化，而逐步调整治疗方法，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药味的堆积，亦不是日更数方，以求速效。
仁爱救人、赤诚济世的高尚医德

 张仲景身当东汉末年,目睹当时社会动乱,民众贫病交迫,疫病猖厥流行, 造成了”千里无鸡鸣,白骨蔽原野”的凄惨局面，同样他的家族也难免于这场灾难,方有“余种族素多,向余二百,建安纪年以来,犹未十捻,其死亡者三分有二”之感伤。而更让张仲景痛心疾首的，是当时那些为医者不关心民众疾苦,舍本求末、贪图名利的社会风气，故在其《伤寒论》自序中哀叹道：“怪当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，上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，但竟逐荣势，企踵权豪，孜孜汲汲，惟名利是务······”他在这种“举世昏迷，莫能觉悟，不惜其命”的背景下，毅然树起“仁术救人，赤诚济世”的思想，时刻不忘救贫贱之厄，他立志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，穷毕生之精力,精究方术, 拳拳于《素问》、《九卷))、《八十一难》等医典,并总结其本人的医疗实践经验,著成《伤寒杂病论》,为祖国医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。仁人之心,高尚医德,实为仲景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动力。

反对巫术，痛斥庸医的博爱胸怀

  在封建社会中人们对自然以及疾病的认知是较为有限的，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巫神、巫医和方士，张仲景怀着对医药方术以及对广大劳动人民极为负责的态度，敢于冲破当时神权的束缚, 坚决同当时盛行的巫术进行斗争，不遗余力的揭穿迷信害人的恶劣行为，告诫民众不可“降志屈节,钦望巫祝”其后果终致“告穷归天,束手受败”。同时，他还痛斥那些草率行医，贻误人命的庸医，在其《伤寒论》自序写道：“观今之医，不念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，各承家技，终始顺旧，省疾问病，务在口给，相对斯须，便处汤药，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，人迎趺阳，三部不参，动数发息，不满五十，短期未知决诊，九侯曾无仿佛，名堂阙庭，尽不见查，所谓管窥而已。”这种不负责任的医生，看病只满足于花言巧语的口头应付，望诊病人，装装样子，相对片刻，就随便开个处方。如此行医，怎么能为患者解除病痛呢，所以他才发出“哀哉烝民，枉死者半，可谓世无良医”的感叹，其忧民之心，苍天可鉴，博爱胸怀，可为圣贤。

   医圣张仲景的伟大在于他有精湛的医术，在于他有垂法后世的医经，更在于他有着博爱的胸怀，处处以人为本的崇高信念而使医圣张仲景自立于民族之林，受万世敬仰。今日，张仲景的铜像巍然屹立在丽水市中医医院，除了我们对医圣的敬仰之情，更重要的是要让全院职工努力肩负起爱人知人，救危扶厄，处处为病人着想的社会职责，让张仲景仁爱救人、赤诚济世的高尚品德深入每位医务人员的内心，让医圣的不畏艰辛，开拓进取，敢于担当的伟大精神成为我院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而得以彰显。